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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Occupational Disease

上星期五跟辉仔搭夜车去深圳,星期六就一早起来跟拍婚礼和户外婚纱,再跟XY美女同床共枕了一晚上,星期天有幸被QX和MH两位帅哥分别请了午餐和晚餐,终于,我在晚上7:00前搭上深圳往广州东的和谐号……久违的广州,我总算要回来了~~~   匆匆在最后2分钟赶上火车,随便找了个空位就坐下来。   旁边坐的是一位身着蓝色休闲服,米色休闲裤的男士,手上只有一个黑色文件包,头发有点发白。突然就感觉他可能是香港人,但是不能妄自下判断。   车开动了,他静静的打开文件包,拿出一个IBM的笔记本然后开始玩牌。   闲着没事,我暗自打量着他。黑色的IBM贴着一张黄色便签纸,上面用英文写着一些字。我对我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   再偷偷瞄他的桌面,用的是英文系统,上面也是英文的文件。再留心他带的手表,是一款看起来比较高档的运动表。我觉得这个人八九不离十就是个香港人了。   于是,职业病犯了,想到要么把他拉做我的调研对象?趁着在列车上的空档,他也可以有时间答题。   问题就开始了,怎么跟他搭讪确定他是不是我的调查对象。   看来只有从目前他在玩的牌找机会搭讪了。于是乎,我厚着脸皮指出其中一张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拍(虽然也对他那局没啥帮助),但是也开启了话题。   果不其然,他是香港人,而且一般一个星期在大陆呆3天以上,完全符合我们的调查对象。   立马向他递了名片,简单介绍了我们的项目,再到迅速拿出电脑,跟他在火车上完成了另外一个调查。   咔咔……果然是劳碌命,一直鸣金,不能收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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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鸣金,没法收兵

由于GD兄说他要搬宿舍,所以我又顶上了这个调研。   邮件里联系的A先生貌似是一个很nice的人,而下午在东风西路的电讯盈科见到的A先生的确也很nice。   比小麦色更深一点的肤色配上一副憨厚的笑容,让人觉得很平易近人。   电讯盈科的办公室是半开放式的,每个人的由两个小屏风隔开的小办公桌,然后桌子上也很有香港特色的摆放了各式各样的个人小物品。   A先生的办公桌比其他人的稍大,也满满摆放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两棵非常有趣的绿色照片树,上面是用苹果的小框贴着每个人的相片。A先生说,那个装饰是他自己淘来的,既可以显示了他们的团队,又可以应付老板来视察,不认识人的名字的尴尬。   A先生带我走了几个区,告诉我,每个办公桌都有电话,都可以接听和打出。他们这种做服务的,会争取在3分钟之内帮客户解决问题。然后还带我看了他们的数字电子的展览台,他说,他们要争取弄一个同步监测的这么一个设置。   简单的跟我介绍了他们的办公区,A先生说,现在是下午茶时间,我们到外面喝点东西吧。   于是,我们一起到对面楼的蒙地卡罗,每人点了一个下午茶套餐,开始了这次访谈。   A先生是1960年出生的,但是黝黑的头发和保持得还好的身姿完全让人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岁女儿的老豆。我说,你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A先生说,我很老啦,不像你们二十来岁的。A先生说他自己24岁结婚,几年后就生了女儿。不过,他倒是评价他的大陆的女同事,23岁就发愁着要去相亲,嫁人。至于这么着急嘛?   A先生已经在这间公司工作了29年,他说他中学毕业后就在这间公司,然后再一边自学进修。虽然之间他也考虑过跳槽,但是最终都是给老板留住了。   A先生说,他的夫人一开始是不喜欢内地的,但是自从2001年他在内地工作后,他开始每年一两次带他夫人来内地的大城市,渐渐的,他夫人觉得内地的购物也发展了,特别是美容做指甲的服务又便宜又好,所以对内地的生活也渐渐不抱怨了。A先生说,每次他夫人在内地弄完指甲去上班,她老板还对她开玩笑,可以不要打扮得这么漂亮来行么?   A先生是希望有多一点时间跟夫人相处的,但是他说,由于分离两地,两人间的关系倒是比以前好了,小别胜新婚嘛。A先生说,夫妻两个人分隔两地终究不是好的,像他带她夫人来看他在大陆的生活,慢慢地他夫人也会了解到他因为有时候见客户,会带上一些女孩子,因为毕竟女孩在谈生意的时候由于女性特有的特点,还是可以让生意过程变得容易点,但是他夫人就会开始担心了。而且A先生说,以前香港的女人是比内地的女人漂亮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只要穿着得体,再稍微化点妆,内地的女人比香港漂亮得多了。不过A先生跟他夫人说,你担心我,我也担心你啊,每天打扮那么漂亮去上班……不过,A先生说,我现在也基本上就一个人吃饭,以免产生误会。虽然男性在大陆出轨的机会多,但是出不出轨,终究还是看人的。   在问到自置单位的时候,A先生说,失败呀,我从01年就在考虑购买房子,结果到现在09年都没买。主要是公司没有应承我究竟在内地工作多久,所以导致我到现在都没有下决心买,眼睁睁看着房价蹭蹭蹭往上走啊……   在内地工作的八年里,A先生只看过一次医生,他说,与香港比较,内地的医疗服务终究不太方便,在香港因为私家诊所多,所以只要你有钱,一切容易多了。   A先生觉得,广州的空气实在很糟糕,特别是没办法跟欧美比。但是又是因为欧美本身把重工业输出到中国这些国家,所以才能维持他们那边那么好的一个环境。A先生说,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做了很多破坏环境的事情,他总是觉得,总有一天会有大的自然灾难的发生,那时候便可能导致政治重新洗盘。   说到上网,A先生告诉我,因为他用的是香港服务器,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他要的资料。不过,谈到这,他说,他自己经历过八九年的事情,因为当时大陆很多酒店的电话是要接驳到香港作为中转,然后他们再帮忙把电话转到外面。所以当时他听了很多学生告诉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转告媒体之类的事情。他说,由于工作地点,他现在可以看到经常有人在市政府门前示威,所以还是觉得这么多年,大陆是有发展的。   在社交生活方面,A先生说他的朋友圈子是既有香港人,也有内地人,又有外国人。一刚开始来内地工作的时候,他说他会找回那些香港人,听取别人的意见和经验。等到经验拿到手了,他就得开始接触内地人,然后由于工作需要,又有一些外国人。所以现在他的朋友圈比较广泛。   A先生每天都会买两份报纸,一份是香港的报纸,一份是内地的。他说,我不一定看,但是有时间还是会看看的。   我问,香港的是什么报纸?答:太阳报。那内地的呢?答:南方都市报。那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够八卦,A先生补充说。“因为我的属下是一帮二十多岁的,如果我说郭富城,未必是他们的偶像,但是他们要是说哪个内地明星,我不一定认识。所以我看内地的报纸就是为了八卦,以便跟同事间有话题可以聊。”   A先生也常常看内地电视,他说,我看珠江频道、公共频道和体育台。这就是三个我会看的台了。   …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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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调研The Last Two Survey

做了今天最后两个调研,我自己就要鸣金收兵了,当然,整个项目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全面展开都还没有完全开始。 还是先说说今天的两个故事吧。 故事一:利物浦的中国心 进入珠江新城渣打银行的行长办公室,最吸引我眼球的不是墙上挂着的L先生和汪洋的合照,也不是这张照片下L先生和朱小丹的合照,更不是桌子背后的展示台上一排与众多我不认识的名流的合影以及香港商会常任理事的证书,而是靠墙那个有着十多个房间的监视屏幕。 L先生坐在笔记本电脑后面,施施然递过他的名片。我注意到他衬衫的袖口别了一个金色的袖钉。 L先生1958年于香港出生,他在英国接受了6年的教育。他说,正是因为所受的英国教育,一直处于外国的成长环境中使得他的中国人意识和认同越来越强烈。1981年,当香港的经济还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到内地来工作。他说,当他在国外,即使他的英文十分地道流利,即使他对英国的历史非常熟悉,当时当被一群肤色发色不同的人包围的时候,他的黄皮肤黑头发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他说,只有当你在外国的时候,才会更加激发你这种中国人的身份意识。L先生说,那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对中国的历史和知识的了解太少了,他非常愿意对这个博大精深的国家有更多的认识。所以,除了内地工作前景较好的原因之外,他还想多看看中国,多认识中国,这是为什么他主动请缨到内地工作的另一个原因。 L先生感慨说现在的中国人,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黄帝内经》、《易经》,抛弃了中国的传统精髓。他说,你看看现在的广州人,有多少对广州的历史有了解的?这种对自身文化的缺失和对传统的断层就使到中国人在与外国交接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打个比方,很多外国人自己觉得在中国的时候就高人一等,能够得到很多中国人所不能享有的权利。这种就是由于不熟悉自身历史而对现实产生自卑的民族情感。而这种长期积累的自卑情绪一旦给某些事件所挑动,诸如当时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反日反法等事件,都是一种积累的爆发。在没有很好的了解并认识自身文化的前提下,中国人很难用一种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外国的关系。 L先生说,你看现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都常常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版面。但是人家谈的都是中国以前的历史,而不是现代。他有时候也非常困惑,为什么以前中国能够产生那么博大精深的工艺,到现在却是在制造一些假货、便宜货呢?中国的历史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就总是忽视老祖宗的精华而只提现在的六十年历史呢?所有人都是需要寻根的,像很多美国人,都会去爱尔兰那些地方寻根,而华人则回来中国。但是自身在中国的中国人却无视这些根本,这又是为什么呢?L先生说,一个有根的民族,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但是美国是个特例,虽然它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他集合了世界上的精英。可是,中国为什么现在只集中在几十年的建国史,这样岂不是比美国两百年都短了?L先生说他买了历代的中国地图,然后比较得出,当年清代鼎盛的时候,中国真是全世界上无比强大的国家。可是自从搞了八股文,虽然有利于统治,但是这其实就是一种固步自封,一个国家创新的根本就给截断了。所以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走向没落。一直到现在,创新在中国还是没能发展过来。L先生说,97年前,香港发展很好,但是那时候香港也开始固步自封。一旦一个国家、地方开始固步自封,即便看起来鼎盛繁荣,实际上就是开始衰落了。 L先生认为该份问卷很多问题设计不合理。他在香港和内地均拥有2000尺的住房,但是他认为很多香港人在内地购置住房并非为了自己住,而是为了投资,问卷并没有很好的反应这个问题。另外,L先生在内地社会治理方面对是否有经历干部贪污、政府部门监管事务太多太细方面不方便说,并认为解决办法的“向政界代表投诉”在中国也非常不合理。内地根本没什么政界代表,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L先生在内地最熟悉的朋友有香港人,也有内地人和外国人。他经常参与社交活动,有时和政府官员消磨时间,阅读内地报纸,香港报纸,也观看内地电视,香港电视。他甚至自己安装了卫星电视,收看外国电视频道诸如BBC,CNN和discover等频道。说道这里的时候,L先生指着他办公桌上的一摞报纸,最上面的一张就是当天的广州日报,头条新闻是“汪洋、黄华华、朱小丹、张广宁……”。L先生说,只要经常看报纸的,都知道这种排名的意思的啦。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完全不清楚这些状况。我问他们我墙上照片里那些人是谁,没人认识。当然,除了知道其中另一个是我。他们不清楚很多中国的习俗和传统,诸如就坐的时候,长桌、圆桌、哪个位置是要怎么安排。就像我手下一个年轻人,刚从MIT拿了学位回来,结果,对广州的历史一窍不通,对这些知识就更别提有了解了,他可还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啊~现在的年轻人……L先生不断感慨。 L先生认为个人享有的权利及自由内地比香港差一点。他在内地虽然常常上网,但是只是有时才能查到所需资料。不过,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直接导致查找资料不方便的结果。L先生对中国政府在未来三五年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还是有一点信心,他认为自己在内地工作对公司的重要性更大,也较有能力影响涉及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 L先生认为他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以融入现在的内地生活。“不要把香港带进来”,L先生说,“要享受现在的生活”。L先生说很多香港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其他人优越,这样就会造成自己很难适应当地环境。“其实,我从八十年代就主动学习普通话了”L先生说。他说,但是,真正让他普通话水平提高的是他当时去上海工作。因为大家听不懂粤语,所以他要么用英语,要么用普通话与人沟通。但是,毕竟是在中国,很没有必要用英语,所以他就在不断的练习中让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迅速提高。L先生从背后拿出一张照片,指着里面的人物说,这是去深圳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里面的人一个是教授,一个是他——代表外资企业,还有两位主持人。他说,之所以他被选上,就是因为他的普通话是那么多外资银行老总里讲得最好的。 L先生为这间公司工作了18年,在广州工作了3年,虽然还没有子女,不过L先生的夫人一直都随他一起在广州生活,他现在月薪都100k以上。他说,他都经常去那些贫困的地方,然后帮助那些人做一些事情。他说他就见过一个住在破烂的小房子的患白内障的老婆婆,由于孩子媳妇都在外打工,她还要同时抚养着孙子。他说,那个老婆婆也不见得就不快乐,她就认为带孙子是她的责任。其实,很多事情不关钱的事。当然,钱也很重要,但是钱不是一切。这种事情,说你去帮助人,其实不是,你是在帮助自己。你见了那种情景,你就知道自己过得很不错,心态自然就平和了。我见到L先生办公室的衣架上就挂着一幅“广州盲人学校”的感谢旗。 L先生拒绝回答中国的执政党总书记是谁?他说,出这道题的人是傻的。在大陆,先爱党,再爱国,谁不知道? ————————– 故事二:玩乐队的C先生 金沙洲,在这个离广州市区遥远无比暂时不通车又不通地铁的小岛上,又一批批新的住宅楼坐落在这里。 两个星期前,C先生卖掉了他在广州的住宅,刚刚搬进了这个100多平方的三房一厅的住宅区。我进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放摇滚乐,几张POLICE的DVD放在茶几上。 C先生有着一头蓬乱灰白又稍微有点长的头发,穿着一件Astro Boy(阿童木)的黑白T恤。C先生生于1961年,未婚,但是有一个两岁九个月的女儿。 受过中五程度教育的C先生现在是一间外资公司的顾问。C先生说,当时他们班里考倒数三名的都是现在赚钱最多的。那些读书厉害的,可能由于就给政府打工,每月领个几万块而已。不过,普遍而言,人还是需要读书的,毕竟不会像他们这样充满起伏和波折的生活。只是他认为,如果他的孩子,能读书就读书,读不了也没所谓,反正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C先生认为他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适应内地生活,比如提高自己的容忍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香港,大家都会排队上车,如果谁没有排队,你可以嬲他。但是在内地,大家都是争着上车,你要嬲哪个好?而且在内地开车,一旦你让其他人先过去,那么你就别想你再开得动了。C先生说,以前在香港,大家都是互相让的,秩序非常好。这几年,也逐渐变差了,也是开始争抢了。 C先生同意内地内地人歧视、取笑、羡慕香港人。他说,我有很多朋友,而那些朋友又有很多层次的。可能底层的一些就羡慕香港人,但是中层的人就会觉得大家能力差不多,无非因为你是香港的国家给予你们特殊照顾,要不然你也不回赚钱比我们多,所以对香港人有所歧视。至于高层的一些内地人,就会取笑香港人的普通话不标准啦,不懂得内地风俗等等…… C先生不看内地电视也不看内地报纸,他说他只看翡翠台。他在广州拥有一支乐队。据他说,这只是完成一个他小时候没法完成的梦。乐队的地点是在他朋友的一个厂房里,由两个香港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广州人和他一块组成的一支band队。他指着家里的钢琴、电子吉他,说,刚搬过来,这些乐器还没放好呢。 C先生不同意中国崛起令所有中国人骄傲这个说法。他说,是崛起么?表现在哪?是上太空?还是举办了奥运?C先生说,上太空的话,很多其他国家很久前就已经上太空了,到现在他们的技术又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而中国只是才赶上人家的尾巴。内地的上太空,也没有创造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技术啊?至于奥运,每四年一次,其他国家都不知道办了多少次了,不过是做了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这些可以算崛起么?C先生摇摇头。 由于台风的逼近,外面下了瓢泼大雨。C先生说,你坐多一会吧,现在回去估计大桥塞车也非常厉害。于是,我们又聊了其他的话题。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金沙洲这个这么偏远的地方?他说便宜啊。他看了雅居乐的房子,不算很好,还贵。但是金沙洲这里,都是新的,而且每月这个三房一厅才1400元的租金。C先生说,以前金沙洲这里刚建的时候一平方才3千多,现在已经涨到七八千了。但是,其实很多人买了都是不来住的,只是用来投资。像他们这楼的入住,两个星期前当他刚搬进来的时候,发现整栋超过34层的楼只有他一个住户。不过昨天他终于发现对面似乎有人走动了。C先生又说,不仅他们这里的小区是这样的,那些在建于金沙洲的廉租房,现在入住率也非常低,经常整层都是空的。我问C先生,这里有市场么?C先生说,有一个宏城超市,里面有一些青菜。不过他每天要么吃公仔面,要么出去外面吃,厨房是不开火的。 C先生指着播着Sting的特写的电视说,现在的DVD真是清晰啊。他的电视就是在内地买的,感觉也很不错。不过他的音响则全部要从香港搬来。因为他说即使是外表很漂亮的音箱,谁知道里面播放出来是怎样的?内地的东西质量不能保证,所以只能从香港往这里搬。 黑压压的乌云连着天边,我还是离开了金沙洲,结束了自己这阵子以来的连续调查。虽然累,但是还是很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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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潮汕的香港人

经D的介绍,下午在IKEA见到了刚跟她们去完教会的P先生。 理着平头,穿着白衬衫的P先生显得很精干和精力充沛。刚见面,他就领着我们一行从IKEA一侧的电梯下,穿过楼底的停车场,再电梯上楼,七拐八拐的把我们领进了一处住宅里。一边走,P先生还要一边拿自己开涮,说是现在做生意难,所以要狡兔三穴,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好“跑路”。 出生于1957年的P生又是一位完全从外表看不出年纪的香港人。后来才知道,他爱好足球、爱好皮划艇,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夜生活。这么健康的生活还有开朗的心态的人看起来不年轻也难啊…… 虽然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但是P生的父母却是潮汕人,有七个兄弟姐妹,还有很多现在仍在潮汕的表亲。P生至今还会听、说一些潮汕话,而且说起潮汕的吃更是如数家珍。 P生说话语速很快,思维很清晰。他在加拿大住过16年,然后以前每年又有三个月因公在丹麦居住。 刚进入P生的办公室兼住宅,他马上拿出了他的全家福和他17岁的儿子的高中毕业照给我们看。他说,虽然他夫人和孩子在加拿大,而他在内地工作,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反而变得更好,小别胜新婚嘛……我问他这样会不会因为距离太远产生问题?他说,不会。有个词叫globalization(全球化),现代的各种通讯工具会让他们都知道对方的消息,了解对方的状况。而且,他来大陆工作是通过了家庭会议的支持的。当他儿子满十六岁的时候,他和妻子、儿子一块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在妻子而儿子的支持下,他才选择了来大陆工作。P先生说,如果他们两个人中任何一个人反对,我都不会来这里工作的。因为family(家庭)就不是在谈个体了。我问,你只有一个孩子么?P先生说,是。我问,为什么?P先生说,生孩子还需要教育的嘛,并不是生出来就完事了。父母需要在之后投入的那些时间、精力才是重要的。而且父母对孩子的意义比起其它任何人都不同。虽然很肉麻,但是国外一般都谈“爱”的,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孩子出生后更需要注重的问题。即便是祖父母,他们照顾孩子跟父母还是不一样,有时候是溺爱。所以我跟我父母说,当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们千万不要吭声,要不然孩子知道有人是溺爱他有人批评他,那就肯定是冲着溺爱那方面去了,而不能认识到他的错误和问题。P先生说,我的孩子是男孩,男孩跟父亲的互动还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喜欢运动,拥有八辆皮划艇。所以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教他打球,也跟他一块踢足球,鼓励他去学游泳。所以别看他现在在中国是没什么名气,但是他在加拿大可是国家游泳队的成员了,还是颇有名气的人呢……P生很自豪的说,我儿子参加过很多比赛,还去过美国参加过美国国家游泳队的培训。我跟他说,你去参加比赛,不要计较得失。毕竟你有了那些经历。这次输了,下次再来。哪里跌倒了就哪里爬起来。毕竟这种经历是唯有你,也是你实实在在获得的。P先生说,我认识广州的一个游泳教练员,她之前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伏明霞是她师姐,郭晶晶是她师妹。你看看郭晶晶,因为拿过奖牌,现在就像公主一样宠着,但是,你怎么能让每个人都得冠军呢?那个告诉我,很多时候,由于很多政治因素,事情都没办法按照你的意愿办的。所以心胸要放宽,不要把眼前的得失放得太重,一条路不行,还可以有其他的出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走向成功,何况成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人生有很多选择,P先生接着说,我认识很多人就别人介绍个有钱有房有车的,然后早早结婚生子,过少奶奶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生活未尝不可。可是有些人未必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常常跟别人说,人生就像一盒录像带,等你老的时候你放着这盒录像带来看。如果都是空白的、平淡无奇的,那么这也是一生。可是人生中,其实要有一些曲线,有一些高峰、一些低谷、一些波折、一些经历。这样的人生的录像带才能是丰富的。P先生说,人生中有很多formula(公式),如果你给限制住了,只有那么一点见识,那么那就永远那么一点见识了。等到你跳出那个公式,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世界还很大,还有其他不同的生活,还会有其他不同的人生。人不要把自己给限制死了,特别是思想。教育就是一个启发人的思想的过程。 P先生说,他在香港就是经常做义工。他说,有些时候,人生不是为了钱。从商是在于帮助他能够活下去,但是其他的事情则远远不在于活下去这个意义上。就像他在香港做义工,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拓宽视野。他说他们有一个项目,有点像童子军一样,孩子在那里要出操,学习团队精神。他说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帮助小孩子受到多样化的教育,让他们知道选择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条路上走不通,就换另一条路,总有一条路是合适自己的。P先生说他因为做了多年的这行,当胡总还是副主席的时候,他就跟一行香港人去过中南海接受过他的接见。但是,“这又怎么了?我只是做好我本职的工作”P先生说。“我曾经在丹麦也与许多出名设计师一块工作过,但那也只是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曼哈顿,我的许多客户也是法官、警察等。他们都没有架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而这只是工作。” P先生说,在内地他最熟悉的朋友主要是内地人和外国人。他说,我前天就刚跟一个英国的朋友去踢球,足足踢了一个多钟头,浑身都湿透了。你像我去打篮球的朋友,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还有南非的,就像一个地球村一样。 在需不需要改变自己以融入内地生活方面,P先生说他不需要。原因是他很容易适应环境。P先生说,以前他住在丹麦的时候,他走了北欧很多地方,诸如瑞典、挪威等。那些地方不一定人们都懂英语。但是,除了语言,人还可以用姿势嘛,可以比划啊。反正他在那里吃饭买菜坐车都没有问题。他说,譬如在中国,如果你去餐馆,人家讲的是普通话,但是你非要坚持讲潮汕话,那也可以,结果无非就是点不到餐咯。所以人必须去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适应你。有些香港人,到大陆来工作,认为自己始终高人一等。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港币比人民币大,但是现在100元港币只等于87元人民币。所以香港人要自己调节好心态的。 P先生非常同意中国的崛起另中国人骄傲这一说法。他说,很简单,你看以前东亚语言,都是学日语。现在,中文却成了东亚语言的第一选择。以前在国外人家看到亚洲人就会以为是日本人,没办法,日本那时候强大嘛。但是现在,在国外看到亚洲人都会以为是中国人。这就是区别啊……P先生说,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取得的进步也是无法忽视的。当然现在“硬件”提高了,“软件”出现不配套的现象。譬如他们曾经接待一个汕头的客户,点了一瓶红酒。结果客户就立即往红酒里面加雪碧。P生和另外一个日本客户面面相觑。不过不好意思说什么,就当尝试一下新喝法。最后憋了句,不要在红酒里加雪碧啦。结果汕头的客户回他,要不加绿茶?P生说,跟外国人谈生意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逼你喝酒。而且外国人很少很很贵的XO啊,拉菲之类的红酒啊。至少喝也不是一次喝上几瓶这么个样子。人家都是在高脚玻璃酒杯里斟上那么一小点,慢慢荡慢慢饮。绝不是,喝!干!不过,P先生说,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像一只恐龙,转个身都要很大一项工程,何况这么大一个中国呢? 在您期望与子女在十五、二十年之后于哪里定居的问题里,P先生没有犹豫的说:加拿大。很简单的原因,P先生说,你想我在广州,我都没有看过蓝天。但是在加拿大,我的窗外就是蔚蓝蔚蓝的天空,然后草也是绿得透亮。你可以在上面踢球,累了就随便往上一躺……啊……退休了还在乎什么,当然是环境好,身体好啦~而且加拿大四季分明,现在的夏天一点也不热,冬天则是下雪,秋天叶子变黄,而春天则是花的海洋,很适合人居住。 在比较香港政府,当涉及指定影响自身利益的政策时,P先生更信任香港政府。P先生说,其实内地和大陆由于政治体制不同,这是没法比较的。在香港制定政策,由于政策一旦制定出来,所有人都需要服从的。所以在制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采纳不同的观点,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这样必然导致了政策的出台不会那么迅速。而大陆则是由于人口众多,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政策无法执行。不过迅速执行下去的政策又可能使到很多人的利益为此牺牲。P先生说,我无法评价这两个制度,也无法说这两个制度孰好孰坏。应该说每个制度各有利弊吧。P先生接着说,其实,香港现在也很大问题。第一,香港没有工业,虽然现在香港很繁华,算是金融中心,但是无非是靠着大陆公司在香港上市得来的表面繁荣。要是没有这些大陆公司,香港自己的股票得跌到多少?第二,香港没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现在的迪士尼,一旦上海也建了迪士尼,那么势必比香港的迪士尼更大更好,这样,跟日本的迪士尼一样,到时候可能讲的就是普通话,单纯做国内的市场,那也绰绰有余。所以香港到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结束访问的时候,已经是晚餐时间。我们一行四人就走向天河一家小潮州菜馆。一路上,P生不断的提如何做潮州菜。譬如芥蓝炒牛肉的时候,沙茶和牛肉要分开腌,然后热油下沙茶,芥蓝牛肉分开炒,最后下点淀粉水以使色泽润滑。又比如做蚝烙的时候,除了要番薯粉、小粒的生蚝,还需要用鸭蛋(注意不是鸡蛋)使其香味浓郁;还有做柠檬鸭的时候,千万不能把柠檬弄破,要不然会苦涩;反沙芋头则是要将煮过的番薯或者芋头,放在已经放满糖的锅里炒,然后等汁水收进,那些糖酒已经完全渗透芋头/番薯里面,入口的味道相当粉;他甚至还知道清心丸,简直比潮汕人还地道…… 走到那间潮州菜馆里面,我们点了普宁炸豆腐、炒芥蓝、乌鱼和炒盒子。然后再上一锅白粥。一边就着白粥小菜,我们一边继续听着P先生说他在丹麦的时候如何将白饭蒸腊肠,再把腊肠切片,点上蜡烛吃了简单又美味的中国饭;如何在BBQ的时候除了自己腌的牛肉和鸡腿,还有用石头浇上日本清酒,放上金针菇,再盖上那个盖子,最后沾着日本芥末吃下;如何在德国的葡萄庄园的酒窖里套个小勺子,并在每个酒桶前品一点点不同的红酒;如何在台风的天气自己划着皮划艇冲向十几米高的浪来挑战自己;如何在香港的小岛租了间海边的小屋,在那里钓鱼,清蒸了一条近一米长的乌贼并沾着芥末下酒…… P先生买单的时候,D妹对我说,他这个人很谦卑,而且很风趣。我点头赞成。 忽然想起曾经看过圣经里这么一句话: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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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港茶餐厅

星期六的早晨,一早起床然后打的去了位于中山二路的太子港茶餐厅。   跟Z先生的访谈就约在这里。   我一般都提早到,不习惯让别人等待。大约在约定时间过了一点的时候,Z先生跟他的家人就到了。   穿着草绿色休闲衣的Z先生头发有些发白,但是带着时尚白边镜框的他看起来并不显老。Z先生的夫人看起来很年轻,手里牵着一个约莫5、6岁的小男孩。   我跟Z先生单独坐到一边,各自点了早餐,就一边开始了访谈。   受过中七预科教育的Z先生出生于1963年,在内地的这间进出口公司已经工作了8年。他的太太跟他一起在内地生活,但是他们两人都不太满意内地的生活,认为生活质量、医疗服务、空气质量、运动设施、交通状况和卫生环境等大陆都比香港差很多。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有多一点时间跟太太相处。他选择来大陆工作不过是公司的要求,他认为自己需要懂得收敛脾气以适应内地生活。他认为他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是没有脾气的,但是在大陆工作后不知不觉就变成有脾气的了。但是发脾气后他又觉得不好,所以现在就是要懂得收敛脾气,再度回到之前那种状态。他认为自己在内地工作前,对内地的社会风俗的认识不足够,对当地营商惯例的认识更是非常不足够。他说他经历了许多干部贪污,而且对有些部门,诸如对商标的监管,几个部门的职能都未能很好的划分,而且每个部门都会针对这个小问题找公司谈。让他觉得琐事非常多,又没有明文的规定可以遵从。他跟之前的那些香港人一样都认为对中国政府在未来三至五年成为一个服务性政府不大有信心。   在比较香港政府,当涉及指定影响自身利益的政策时,他更加信任内地政府。因为他认为内地政府在政策执行的时候效率较高。如果是香港政府有一项政策需要执行,可能有这方的反对意见,那方的同意意见,也有第三方的不表态,这样下来,一个政策的执行就需要拖个一年半载的还未执行。所以,他认为内地政府在政策执行方面比较雷厉风行,而且速度快。   在Z先生吃完一碗面和我吃完一块西士多并喝完奶茶的时候,我们的访谈就结束了。   在感谢过Z先生的帮忙后,我打算买单。Z先生笑着说,不用客气,我来就好了。   临走的时候,我注意到Z先生一直随手拿的本子,上面用彩色的笔稚嫩的写着“爸爸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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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性在大陆工作的话题

调查一:   H小姐是我调查的第二位香港女性。   电话里的H小姐声音很年轻,我星期一打电话过去请她帮忙接收我们的访谈的时候,她说,干脆电话访谈吧。我说要求面谈,而且问卷可能需要耗时40分钟,但是快的话30分钟也可以答完。她立马说,那就十五分钟吧,然后约我这星期某个下午再跟她联系。   在花园酒店写字楼*楼***房里,远远见到剪着齐肩短发,穿着白衣的H小姐。朴素得简直就不像香港人。   办公室的一面是超大的玻璃窗,外面有着花园酒店的一些绿树,然后就是老城区的建筑以及远处的高楼。一面折叠的中国式镂空木门把半边的办公室隔开,作为H小姐的私人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高大的木架书柜立在左边的墙边,最高一层上面放着《邓小平文选》、《西藏生死书》、《我们仨》、《老房子》、《匈牙利》、《易经》等书籍;第二层放着一架音乐播放器和几垒歌曲碟片。第三层再零散放着几本英文书和其它东西。书架过来就是H小姐的办公桌,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叠的文件和她的笔记本电脑。另一边的的墙边则放着一极小的圆桌,上面铺着蓝色印花桌布,再搁着一小盆绿色的藤萝,以及架着两个有着小猫照片的相框。   坐下来聊的时候,就可以发现H小姐的不同。衣服虽然是白色的简单式样,但是上面很多精致的镂空印花,还戴着一长串珍珠项链,乳白色的珍珠在自然光下光泽润滑。70年出生并在英国拿了硕士学位的H小姐面容很精致,小巧的睫毛下的眼睛特别大而机灵,而且居然没有眼纹。和一般香港人一样,作为公司老板的H小姐一边灵活的打电脑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中间也是接了几个电话。H小姐曾在新西兰和美国都居住过一段时间,现在虽然未婚,但是已经有了稳定的内地的男朋友,也计划在内地置业居住。由于公关的这种工作性质,她也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认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人。H小姐对内地的知识认知还是很好,在开放式的六个问题中,除了临近郑州河流的名称她不清楚之外,其它的问题都答对了。   结束访问的时候,H小姐说,我帮你介绍一些朋友吧。我极为感谢。她说,我将来可能也需要你帮忙啊。   调查二:   通过H小姐的介绍,我找到了Z小姐。   接到问卷的第一时间,Z小姐看到出生年份这个问题,说,我们香港人不接受年龄、薪水这种访问的。直接跳过。   获得中五教育的Z小姐也在大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司,她在广州呆了10年之久,她有两个孩子,都尚未离家独立生活。她在内地最熟悉的朋友基本都是香港人,她很少参与社交活动,有时候也在工作上感到被同事孤立。她觉得在文化认同方面她需要改变自己以达到与别人形成一些共识,这样才融入内地城市。她认为对大陆的社会治理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独自承受后果,其他的什么方式都不见得有效。在政府工作效率、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等方面,她均认为大陆比香港差很多。对中国政府能否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她表示不太有信心。   结束调查的时候,我问她如果不介意,是否可以帮我们填上她的出生年份,因为问卷时匿名的而且都是保密的。她说,当然介意,然后还是填上了1955年。   调查三:   跟L先生已经从三天前开始联系,之间打了不下五个电话。终于在昨天晚上九点多,L先生说,那么我们在广州大桥下来的那个加油站碰面吧。   又是匆匆打的过去,等了一会。一辆银色的商务车就在边上停了下来,闪了闪前灯。   在车里,趁着开去东站接人的这么个空隙,L先生接受了访谈。生于1967年的L先生是出生于中国内地的香港人。文化大革命时期,香港的工作并不是非常容易,于是L先生的父亲转而回到大陆找工作,这就是为什么L先生在内地出生的原因。L先生一直在内地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后才回到香港。而20年前,L先生又回到大陆工作。他认为香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在那里工作已经有一种模式。虽然相对简单,但是他就觉得枯燥。与之不同的是,在内地的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变动,这种变动让P先生产生了一种挑战性,因而更加喜欢在内地工作。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L先生都拥有100平方米以上的房产,他认为他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他对内地的了解非常深刻。他认识提出,如果这个项目需要一个顾问,可以尽管找他。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在社会治理问题方面,他认为内地一般治安、干部贪污、政府部门监管太多太细、商业活动中受骗、地方政策影响当地企业运作等方面都稍微严重,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独自承受后果。他对中国政府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不太有信心,而且认为政府工作效率和司法公正方面,内地都比香港差一点。至于社会治安方面,内地则比香港差很多。他的公司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前景还是好的。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L先生在东站接到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他说,香港很多在大陆工作的人,特别是很多著名银行的女性高层管理,经常找不到男朋友。至于一般结婚的人也经常要面对异地分居。这都没办法,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大陆团聚。这是香港人在大陆工作的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都必须面对。这就是为什么他还是选择了广州,因为毕竟广州离香港还是比较近,较为容易跟家人团聚。   题外话1:   打的回学校的时候,司机问我,都晚上十一点多了怎么还在外面逛荡?我严重无语……   当GD兄享受他饭局的时候,我在外面调研;当Liu J兄与女朋友讨论去哪看电影的时候,我在外面调研……心理严重不平衡啊…… …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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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窖wine cellar

又一天的调研,再度完成了三分问卷。   早上在天河北装修得金碧辉煌的耀中广场那结束了一个调研后,突然联系到一位J先生,下午就匆匆忙忙的打的过去了。   在RAMADA大酒店那里问路的时候,保安疑惑的看着我,说,KS酒窖还没开吧?我说,我要找的那个人应该已经在那了。   推开镶着金色边的巨大玻璃门,穿着西装制服的人就把我引向了另一个室。远远就见到坐在边角的一群人,其中一位穿着蓝衣的先生跟我打了声招呼,说不好意思,先等等。   坐在红色的高脚沙发上,环顾四周。即使由于时间尚早还没开灯,也可以看得出金碧辉煌不能用来形容这个地方。整个大厅的格调是由红、黑、金三种色彩组成:黑白交错的石板地面铺着厚重的红地毯,红色的高脚沙发和金色的窗帘等装饰。黑色的木桌中是透空的玻璃,下面置放了无数的酒瓶木塞作为装饰。桌面还放着宜家的一些杯垫以及napkin的专用盒。R先生与边上那些人谈完生意,一边按着手机一边跟我说,我们进行调研吧。于是,我一边念问卷,他一边回答,一边按着手机,其中有大厨拿着菜单打断访问问了些材料采购问题,接着有做酒柜的木工工头打断询问预算安排,然后打进了四五个电话,间或中断了大约20分钟R先生跟他的属下进行训话等等……我说,不好意思妨碍着你的时间。他说,如果工作有效率就不会妨碍了。在香港接受过中五程度教育的R先生然后用英语夹杂粤语认为他的属下办事不利,拖沓加推脱责任,让他对大陆的中国人都觉得很Upset(沮丧)。他说,香港人中,这种现象是一半一半,但是大陆人至少有95%是这样的。他认为,需要改变自已融入现在居住的城市,不要太有爱心,不需要帮助别人教育别人的孩子,因为他不想花自己的钱作为那些教育经验的成本。他有保留的同意中国崛起令所有中国人骄傲这个陈述,认为内地贫富悬殊虽然越来越严重,但是内地机会多,只要有心,可以赚大笔的资金。这就是他为什么选择在内地工作的原因,因为香港没有地方像内地这样,给他发挥的空间,让他享受在经营酒窖的这种fun(乐趣)。R先生希望他将来能在法国生活,他也喜欢尼斯,当然,巴黎还是他最喜欢的地方。访问结束,我向R先生感谢并辞行的时候,他匆匆走向大厅,行色匆忙的吩咐着他的下属继续忙活了……   很巧的是,今晚的另一个地方又是一个酒窖。滨江西路的高级住宅区下,这个即将在开张的红酒窖让我找了好一会。后来保安帮我带了路才在拐角处见到了一个小门。推门而进,远远走来一位微胖的男士,跟我微笑的打了声招呼。C先生指着这个未完工的以米色色调为主的大厅,说,这个地方还没开业,你先找个地方坐吧。我把问卷拿出,准备好笔,再喝了一口水之后,C先生就过来了。递过他的名片,我们的调研就开始了。都是65年出生的C先生和R先生看起来都很年轻,C先生说可能是红酒帮忙,再加上适当的运动。C先生很和善,笑起来眼睛就眯了一眯。获得中六预科的C生拥有自己的顾问公司,同时也为其他公司干活。他六年前来广州的时候最早是为国贸大厦里面的侨鑫打工,到现在越来越好。而且他品酒的这个经验又帮他开始了这个行业。他认为他的环境适应性强,他认为内地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他的观点介于同意与不同意之间。他觉得他见过的在广州工作的人都还自得其所,虽然赚钱有多有少,但是毕竟活得还成。他说,他们干这行的,社交很重要。他见过一些当官的将红酒狂饮,他会建议他们说,即便这瓶红酒值几万块,但是如果你们能等多10年再喝,味道会好很多,现在这酒还不成熟呢。他说,在应酬上虽然他也需要喝酒,但是他还是会建议别人喝红酒。当然,一是为了做生意,二是也对身体伤害不像白酒那么大。C先生说,这个地方八月中旬到八月底的时候开张,将会举行一些活动,到时候欢迎前来参加,也可以见到各式各样不同行业的人。   这就是今天二进酒窖的经历,也算是新鲜。如果不是调研,估计我没什么机会进入那些地方的……   下午的酒窖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PS,网上搜索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酒窖入会费30万,一瓶红酒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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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忙Busy

今天完成3份问卷,这种没有加入闲聊而单做问卷的生活简直就是在谋杀生命。   早上从海珠区跑到天河北的东亚银行,再从天河北杀到越秀区的新都会大厦。往返。晚上又再次带着问卷冲到东山区的竹丝岗。于是乎一天就在这种瞎忙活中度过了。   有意思的依旧是与问卷无关的事。见识到各式各样的地处繁华地带的高级写字楼,突然发现晚上去的那地方是Wayne Wu之前拍人家订婚的那个小饭馆,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跟出租车司机聊天。   早上去的时候都是搭地铁,中午回的时候经申请LiuJian兄同意批准,打的回来。坐的是黄色的广骏的的士。司机是广州人,据说广骏的的士司机都是广州人。我承认,或许是调研的职业病,我不断尝试开启司机的话题。于是,知道广骏的的士每天早上7点才开工,晚上2点必须回公司,还有超过凌晨2点表会自动锁,的士车就无法打表。而且广骏的管理比较严格,如果交通违章,都要去上课,进行被教育。而且在上班时间比其他的士公司少的情况下,一辆车一个月要交近一万块的管理费,是一笔相当昂贵的费用。既便如此,要进广骏开车没有熟人关系还是进不去的,很多人还在等待的名单上排着队呢~司机认为白天的客人虽然比晚上多,但是由于交通容易堵塞,所以往往造成司机没法赚多钱,而繁忙时段很多人也打不到车。晚上虽然交通顺畅很多,但是客流量也相对少。他说平均他一个小时也就赚个50元左右。再然后,司机开始抱怨说干的士这行的辛苦,每天除了开车、吃饭、睡觉,还是开车,吃饭、睡觉。一个月也才轮个2、3天的班,几乎都与娱乐绝缘。但是,即便是这样,司机也不愿意选择之前他在为公司开车的那段日子的生活。他说那时候工资少还做得多,就不如自己出来跑。   晚上为了安全考虑,去竹丝岗调研的时候我打了一辆绿色的的士,司机看起来很年轻。当我坐上车报上去的地方,他就老实的说,没去过不认识路,不过大概可以猜测在哪个地方。有点犹豫是不是需要换的士。司机又说,或者去到那再问问路?也罢,省得折腾,就这样出发了。这个司机是韶关人,刚在广州做了2个月出租车司机,不认识路自然在情理之中了。继续与他聊的士的话题。他说,他的这辆车是从私人手里租的,是私人买下的,已经有很多年头了。他需要10天交1600元给那个人,生意好的时候,一个小时他赚上个100元是完全可以的。到东风东路的时候,司机说可能是那个方向。我说,问下路边的交警吧。结果还真是那方向。   回来的时候搭乘的也是绿色的的士,司机看起来有一定年纪了(后来一问,52岁,一个84年的儿子从警官学校毕业后刚工作2年)。他说他4岁在广州长大,但是出生在海南,确是辽宁人。他父亲当年是当兵的,然后在海南认识了他来自广州番禺的母亲。他自己也当过兵,开过车,见证了广州一部的士发展史。他说最早的时候还没有的士,用的是三轮的发动车。到八十年代初,的士开始在广州出现了,那时候是1.5的起步价,5毛钱一公里,出郊区或者过桥都要交额外的费用。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的计费器,要靠时间和公里,然后由司机口算。由于的士并不普及,那时候的的士大多会在宾馆之类的地方载客。那会的费用是按照提成,按月算。再到2005年,广州的的士一下子多了很多,就到现在的士满大街跑的局面了。他现在一个月要大约四千七百给公司,然后他一天最多也就做个8个小时,平均每个小时大约40-50元的收入。师傅说,他一个星期做早班,一个星期做夜班,到他这么有经验的,一看到那些客人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载哪些有问题的,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且当他开夜班的的士的时候,他会拒绝载那些喝醉者,外貌不善者以及那些去的地方偏远的人。师傅说,像他这个年纪,其实都可以不用做司机了,不过儿子刚工作,还没啥成就,所以就继续做着这行吧~   忽然有点感慨,看在这种大都市里四处奔波的人们,不管是在写字楼蹬着埕亮皮鞋和得体衬衣的白领,还是在出租车里穿着制服握着方向盘的司机,还是在其中瞎忙,上身穿着衬衫下身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的我,终究也是这个大都市中流动的那么一个原子。这就是城市的日子,瞎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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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第一次”的流水账Twice “First Time”

简单的说,今天实现了两个有趣的“第一次”:第一次在一天之内完成了4个香港人的调研,第一次在夜间去了广州的高级夜间娱乐场所。   一大早,趁着人家装修的空隙,先跟W先生在他们楼下坐了露天的访谈,才发现人家也是中大MBA出来的。   晚上九点半一个call,立马打的去建设四马路一处叫L.A.City的地方,由P生介绍的另外3个香港人齐齐在那。于是,忽略里面喧闹的pop音乐,昏暗的灯光,还有一堆打桌球的外国人,大牌吸烟的时尚女人等等,开始做问卷……还是感慨一下,香港人为什么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很多呢?而且多数还很靓仔……还有83年那个帅哥,活脱脱日韩那型的……不过,或许是嘈杂的环境造就了一帮男的嘻哈打闹,正正经经的问卷愣是给延迟了很多时间。   不过,这次有意思的不是问卷,而是打的去做问卷的路上。   去的途中,的士司机1是本地广州人,刚好听到广播在播哪里的抢劫,愤愤不平的说,这个社会乱啊。说他们这种开夜车的危险也多,晚上宁愿少赚点钱,也不一定要要接觉得有危险性的活。然后直接指出社会的贫富悬殊差距太大,还说,政府的税收就是不合理,需要劫贫济富。现在是对中下层的税收很重,对上层的富人阶级却没有多少约束。我问,富人阶层很多也是权力和既得利益拥有者啊,你让他们怎么改?师傅说,也是,然后再唏嘘一番,不过他还是认为,就算有些人很有钱,不一定有那个命去花。所以宁愿留得青山在,就算少赚点钱也无所谓。过内环的时候,师傅说很多开车的人素质不行。我突然插了一句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这种政策里当然只能有一个。然后补充说,一个也不容易啊,生孩子要责任的,要考虑孩子的教育发展,这些培养问题就够麻烦了。他孩子才读小学二年级,他自己还有好多年要操心~   回来的途中,的士司机2是湛江人,在广州工作了10年。说他开夜车,碰到我这种女客人就会搭客,其他也要有选择性的载客。不过他运气还好,10年来别人遇到抢劫啊啥啥的他倒是平安无事。然后师傅问我学啥专业,我说政治学,他说,哦,从政的啊?这专业是学校分配的还是自己选择的啊?然后听我读到博士,立马说,那你这个年纪至少都要25了。从我这得到应证,俨然加强了他评价的信心。继续说,那你的那个丈夫就有点难啊~你这样,26毕业,28结婚,再自言自语的说,30结婚就有点晚了,现在就应该拍拖了。把我笑得不行。或许应该来一篇关于frame的博客了……   图片是LA.City,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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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北再度调研Another Survey in Tianhe District

P先生是很久前就联系了的,但是上一次他居然忘了我们的appointment,结果让我扑了一空。昨天再次联系,约了今天在他公司的调研。   穿着粉色衬衣和米黄色裤子的P先生又是另一个显得比实际年纪年轻很多的香港人,外表上哪里看得出他是1972年出生的?据说当年硕士刚从澳大利亚毕业的P先生在看报纸的时候见了一则广告,结果面试后才发现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大陆。于是,从那时候起,P先生已经在大陆呆了16个年头,并娶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州夫人。   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的P生言语中已经有着大陆精英的几分圆滑,但是还是不失香港人的精明。他曾经在印尼、新加坡均有短期的居住过,但是最终选择了大陆。在目前这间公司中,P生的月薪有大约50-100k,按内地的标准已经算不错,但是他目前还认为经济条件还不足以支撑他养两个小孩。   坐在中信45楼的办公室里,落地的玻璃窗正对着户外广阔的视野,在建的工地,远处的电视塔,珠江新城等一目了然。P生面对着窗景,说,当年他初到广州的时候,天河这里都是大片的田野。如果当时他能买上两亩地,那么目前他的资产就是天文数字了。可惜当时买卖土地有很多手续,而且对香港人和外国人限制非常多。P生说,大陆就想引进外资,但是限制外资的流出。所以譬如引进了100元,其中有5元就直接交了政府的税收,然后再有25元就得在于购买员工福利,还是照旧进了政府的口袋。剩下七成还有很多苛苛扣扣的。他认为中国的税务很不合理,如果在国外,你养一个人和养多个人,是可以享受税收政策的优惠的,但是大陆却根本没区别。P生指着窗外的珠江新城说,你看珠江新城的楼房那么密集,其实那里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公司设计的。但是到结果出来已经跟原来的设计初稿差了很远了。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楼栋的间距增加,绿化面积扩大,那么售房的利润当然会减小。这样总体的经济收益就当然不如现在这样的好,自然政府的经济绩效不够显著。所以到最后的建设,都是为了追求政府绩效而来的。而且每一任广州的领导,都有自己的喜欢的从政风格。先是开拓天河,然后开发珠江新城,再开发番禺,结果弄了一堆让人搞不清究竟在发展哪一个,哪一个是市中心。我曾经跟市领导一块吃饭,结果问了这问题,回答是:每个都是市中心。这个答案真令人莞尔~P生接着说,如果让他设计,至少中信通向电视塔这条线他就会把上面的建筑铲平,干脆作为广州的中轴线,然后铺上大草坪。像纽约的中央公园,即使被周围的高楼大厦围绕,但是至少只要你感觉累,每个人都可以到中央公园里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当然,目前这是不可能在广州实现的。   在生活方面,P生认为内地的生活其实比香港还要好,娱乐设施和交通状况也比香港要好一点,但是医疗、空气、卫生环境以及运动设施都要比香港差一点。P生说,当然,内地的运动设施方面都是可以找到好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就没有能力去享受。而且内地人的比较标准是单一的层级性的,财富往往就是这个单一的层级。反过来香港人和西方人反而是交叉性的,或许你在财富上可以比我富有,但是我在知识或者其他方面又可以高于你。这样的话社会就取得一个平衡,而不是层叠的积累。所以他认为,只要你有钱,在内地得到良好的服务其实比香港容易。因为劳动力众多,所以可以得到专人对你的服务。而香港的劳工贵,即便服务不错,但是粥多僧少,毕竟不如内地的有钱人消费来的服务周到。   P生说,其实即便是教授这行,在西方和香港,教授都是在整个社会比较受人尊敬的行业。但是大陆的教授就不是这样。即使教授在学校里可以受到很高的尊敬,但是一旦放在整个社会里,特别是在商人眼里,教授在他们看来无非就是一个经济顾问或者政策顾问,一个用来可以帮他们达成某些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已,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P先生认为,个人享受的权利方面,内地要比香港好一点。当然,自由方面稍有限制。但是权利可不一样。特别是对那种相当级别的官员,他们拥有的“权利”非常多,也非常自由。他认为那些人享受的权利可比香港人所享有的权利来得多。   P先生看电视的频率并不高,但是他说,大陆的电视太缺乏公民教育了。他曾经陪一些政府官员到香港考察,然后一位部长刚上汽车,就把鞋子脱了。ok,既然鞋子脱了就脱了,但是那人还把脚翘起来放到窗口睡觉。结果开车的司机差点没有给熏过去……P先生感慨那些人的素质太低了。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陆人的整体素质还是不高。这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可能有所改变。   P先生喜欢在内地的生活,他认为内地工作前景比较好,而且他也经常跟政府官员一块出去消磨时间。P先生认为,在内地多与政府官员沟通,有助于他们了解将来的政策走向,这样对他们的公司发展有帮助。 P先生也经历过被人偷钱包的经历,即便钱包没有被偷走,但是裤子给割烂了。这样给他的教训就是之后很少坐公车,尽量避免搭乘那种交通工具。P先生说,他计划未来30年都在大陆发展。但是他会考虑将自己的小孩送去香港读书,因为他认为国内的学校也有好学校,但是对小孩的压力实在太大。而且高考就是一独木桥,没考上就好像一生都废了。反而香港是这次没考上,可以下次考,没有国内这么大的压力。   不过,即便P先生对大陆的热爱程度很好,但是P先生还是说,若干年后他退休,他应该还是选择去国外养老。P生说如果我退休,能开个餐馆,有个地方可以吃饭,那也就可以了。他说,就算你无病无痛人生撑死活个80岁,其中有25年在睡觉,20年花费在读书上了,然后你再工作个十多年,再加上胡乱干些什么,另外的十几年也就过去了。然后眼一睁一闭一生也就过去了,所以人生还图啥?其实人的需求不需要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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